面对国际货币金融改革中国应量力而行

2008年11月02日 01:19:44 来源: 作者:http://www.sina.com.

  黄小鹏

  从亚欧会议到即将召开的全球金融峰会,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成了核心议题。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参与改革的期望值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面对如此期望,中国该如何应对?在全球化时代,闭关自守和袖手旁观诚然不对,但如果把它简单理解为撒钞票和夺权,同样是荒谬的,只有准确判断形势和自身关键利益之所在,才能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中进退有据,利已利人。

  各国对改革诉求不一

  改革的呼声,最初来自英法等欧洲国家。长期以来,欧洲是美元货币体系的受害者,欧元建立后,欧洲表面上拥有了自己的国际货币,但执行严格控制通胀货币政策的欧洲,仍然经常受到美国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行为的困扰。这种状况,令英法等国忿忿不平,其领导人不断批评指摘甚至是挖苦美国。欧洲希望削弱美元过强的影响力,也希望借助IMF等国际组织对美国的宏观政策和金融体系施以一定的约束,因此,是此次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但欧洲经济和政治实力决定了他们要借力于中国等亚洲国家。

  日本的态度比较暖昧。和中国的情况类似,日本是国际上的主要资本输出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因此,日元事实上空有三大国际货币之一的虚名,这也决定了日本这个美元“头号庄家”不希望国际货币体系出现快速变化,美元地位的软着陆最符合其利益。

  当然,除了欧洲日本这些主要的经济体之外,受困于美元体制的国家还很多,比如俄罗斯、还有其他一些石油输出国,但他们要么在国际舞台上缺少政治联盟,要么国力弱小,无法对改革起到主导作用,只能采取跟随策略。

  对改革不能寄望太高

  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人们对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渴望达到了30年来的最高峰。而国内有一种舆论,既过分夸大了中国的影响力,又对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复杂性缺少认识,盲目乐观的成分很大。

  人类认真思考建立全球货币,始自二战结束。当时的英国基于自身实力严重下降的事实,提出了凯恩斯计划,其中就有设立世界中央银行和全球统一货币“班柯”的设想,但最终实力强大的美国怀特计划胜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由此建立。经过20多年的运行后,布雷顿体系不可避免地瓦解,国际货币体系从此陷入长期的混乱。虽然此后有重建世界货币的诸多努力,但大多只能停留在构想阶段。欧元是人类在摆脱多种货币束缚的道路上取得的一项巨大成功,但欧元就算在欧元区内部也不算完美。况且还没有哪一个区域具有欧洲那样政治和文化上的一体性,更不用说全球范围了。

  我比较悲观地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元地位会有所削弱,但仍然会保留相当的霸权力量,多元货币体系难以成形。虽然中国经济的继续崛起没有悬念,但中国的总体国力和脆弱的金融力量,在相当长时间内不足以将人民币推到完全国际货币的地位。无规则的双边或多边的国际协调很可能仍是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面貌。

  在一个动荡失序的时代,有人希望恢复当年IMF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枢纽作用,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人类无法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IMF在布雷顿体系瓦解后,已转型成发展中国家货币稳定者和经济发展顾问的角色,即便如此,它的表现仍令人失望,早已没有什么威信和号召力,让其在新体系中发挥核心作用,实在是勉为其难。从历史上看,美国一直奉行单边主义,过去没有将来也同样不愿意受到IMF的有效约束,因为,美国现有综合实力还没有下降到愿意乖乖接受一个组织和规则硬约束的程度。

  比较乐观的方面在于国际金融监管。传统的以巴塞尔协议为核心的监管框架早已被美国的金融创新所化解,建立新的补充性的监管框架势在必行。如果各国在这方面加以努力,或许能取得可观的进展,特别是对资产证券化、衍生工具这一类的金融创新,制定全球性的监管规则和信息披露规则,已是势在必行。

  中国应三层面参建新秩序

  在现有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下,中国面临着的风险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汇率风险,一是对外金融交往不对等的风险。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主要的资本净输出国,外汇储备达1.9万亿美元,对外金融净资产超过1万亿美元,增长势头仍未减缓。由于劳动生产率差异决定的人民币长期升值趋势,使得中国面临着巨大而长期的汇率风险。因此,从美元中“软撤退”和最终消除汇率风险应成为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最重要出发点。此外,中国和其他国家共同面对美国金融霸权的威胁,无法对来自美国的风险源头实行事先约束,因此,与其他国家一道倡导加强监管,符合中国的利益。

  中国参与重建国际货币金融新秩序,不是去鲁莽地打倒“美元霸权”,也不是去创建什么虚无缥缈的世界货币,更不是去撒钞票当救世主,而应结合中国的利益和风险所在,从现实出发趋利避害。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应该从三个层面着手。

  第一个层面是倡导在双边的贸易和资本流动中树立人民币地位,作为未来人民币国际化的前奏。

  中国可以从少量官方项目开始,尝试与一些成熟可靠的贸易伙伴开展人民币结算,再逐步向民间贸易展开。对那些中国有顺差的国家,可以通过双方协议,规定其人民币储备的使用方式,以此巧妙化解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的难题。

  此外,中国还应趁美国有求于中国之机,发行熊猫债券,以人民币向美国提供借贷。这一步,不在于数额是1000亿美元,还是100亿美元,抑或是50亿美元,关键在于这种架构的建立。一旦这种架构建立,今后中国与其他国家政府、企业或者中国企业与他国企业之间的资本流动,可以逐步提高人民币的比重。

  提高人民币在双方的贸易和资本流动中的作用,可以同时减少中国和伙伴对美元的依赖,是摆脱美元负面影响的有效途径,也是改善国际金融秩序的一个具体步骤,符合全球多数国家的利益。我们切不可轻易放弃这千载难逢的时机,应该趁着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呼声高涨的时机,作为一个倡议提出来,加以宣传。

  第二个层面是积极参与东亚地区货币合作。

  东盟国家虽然与我们在国际贸易上存在竞争性,但相互间的贸易发展十分迅猛,因此东盟国家的宏观经济稳定对中国也十分重要,是唇亡齿寒的关系。

  目前东盟10加3倡议的800亿美元外储基金,按份额来分,对中国不是什么负担。再说,在一个多边的框架内建立货币稳定机制,中国面临的风险很小,完全可控。中国应该积极参与,甚至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今后随着东亚地区摆脱对IMF的依赖,外储基金可能会过渡到AMF,中国还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第三个层面是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制定。

  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和增强透明度,有利于防止一国金融风险对他国的传染,这对中国来说同样是有利的。中国应积极参与相关规则的拟订。在规则之中,应该把那些金融强国原来所拥有的不对等权利予以去除,让中国处于一个拥有更大自主权的环境,使得金融改革和开放的节奏和步伐完全由自己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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