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日本与古代中国的不同

2008年11月02日 01:19:48 来源: 作者:http://www.sina.com.

  ■陈季冰 专栏

  过去一年来最畅销的文学类书籍大概非长篇历史小说《德川家康》莫属,我从春节以后也陆陆续续地读了这部共计13本、约550万字的“超级”长篇小说的前几本。

   我对日本历史素有很浓厚的兴趣,出发点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相同,即希望通过对日本历史和文化的理解来解开这样一个谜团:为什么同属东亚儒家文化传统的中日两国在近现代历史中差不多同时遭遇西方现代力量的压力和挑战时,竟能够表现得如此不同,以至于两个国家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当然,我不会把一本小说当成历史或学术著作来读。文学就是文学,它的魅力永远在于故事以及故事背后的人性刻画。但也正因为如此,好的小说作为一种“民族寓言”往往比干巴巴的历史和学术研究能够更加深刻地展现一个民族的特质和命运。

   历史上首开“武家”政权的强悍的“镰仓幕府”于公元13世纪衰落,1467年(应仁元年)一月,日本爆发“应仁之乱”。全国各地的大名纷纷起而割据,使本已相当孱弱的以足利氏为“征夷大将军”的“室町幕府”陷于风雨飘摇之中,日本从此进入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战国时代”。这个百年乱世终结于17世纪初——德川家康在丰臣秀吉统一全日本的基础上建立起日后统治日本260多年的“德川幕府”。因其权力中心在江户城,德川氏政权亦称“江户幕府”。19世纪后期,西方“坚船利炮”的大举压境催化了日本社会内部的危机。下级武士举起“尊王攘夷”的旗帜,并最终发动政变推翻了德川幕府,实现“王政复古”。“明治维新”以后,重新取得实际权力的天皇“公家”政府由京都迁至江户,并将其更名为“东京”。

   这本小说正是以德川家康的一生为主线,向读者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战国时代”历史画卷。它栩栩如生地为我们刻画了今川义元、武田信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一个个乱世枭雄的音容笑貌。正像有些人形象而准确地比喻的那样:如果日本的统一是一个馅饼的话,织田信长是那个种麦子的,丰臣秀吉是那个把麦子做成饼的,而德川家康就是那个享用馅饼的人。以日本人的观点来看,在那么多怀有雄才大略的枭雄中间,德川家康之所以能够笑到最后,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他最懂得忍耐。可是,英雄的忍耐如韩信之受“胯下之辱”与懦夫的退让之间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我想,其本质恐怕蕴含在坚毅目标与得过且过、坚持原则与随波逐流之间。英雄的忍耐是胸有成竹的权变和妥协,而懦夫的退让则是毫无意志力和主见的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

   历史上,日本曾经在1000多年里一直是中国文化的忠实学生,日本社会的基石也与中国别无二致:以儒家学说为正统的精英政治理念和以佛教(主要也是禅宗)为主流的民间信仰体系。但是我个人认为,传统的日本社会与中国社会至少有下述几个显著差异——

   首先,日本历史上始终没有真正确立过中国那样的坚如磐石的大一统皇权政治。日本的天皇与其说是汉唐式的“皇帝”,倒不如说更像周天子那样,是一个半人半神的礼仪和道德领袖。日本也始终是一个封建割据的国家,而真正西欧意义上的那种“封建制度”实际上于中国早在秦统一之后就已经不复存在。倒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才第一次建立起真正的“一统皇权”。所以,像幕府那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武人政权如果放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是不可能获得半点合法性的。但在日本,它却能够堂而皇之地存在了800多年,而且成为一种坚固的传统。

   第二,与上述紧密相关的是,日本从未建立起中国那样的“平民社会”。我的意思是说,自从封建诸侯时代结束、大一统皇权确立以后,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贵族”。尤其是隋唐再度统一,“第二帝国”对秦汉“第一帝国”体制做了大幅度改革之后,普天之下除了唯一高高在上的“天子”之外,其他所有人(甚至包括天子的家人)在理论上都是天子之下的平等臣民。中国的各级官员可以说没有一个是世袭的,悉数采用任命制。除了天子和朝廷之外,他们没有第二个效忠对象,就是这种体制最显著的特征。日本则不同,它说到底一直是一个以武士为核心的“贵族社会”。各地的世袭大名林立,他们之下还有一大批只忠于各自“主公”而对遥不可及的“天皇”存而不论的家臣,甚至大多数家臣的权位也是世袭的。在社会上,中国的所谓“士农工商”四大等级确实存在,但确立等级身份的原则也不是世袭,而是个人努力。而且四大社会等级的边界也不稳固,不同等级之间流动频繁。日本以“武农工商”代替中国的“士农工商”,虽然理论上四者之间也是可以流动的,但因为始终没有采纳中国的科举制度,日本的各等级之间缺乏一个实现流动的制度性渠道,因而流动实际上是极为困难的。

   中日之间的文化差异还有非常重要的另外两点:一是古代东亚儒家社会的精神价值和社会制度是中国独自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日本是这种文化传统的“学生”和引进者,因此两个社会在民族心态上或许对学习借鉴外来文明的问题有着天壤之别;二是在国民精神气质上,日本的海洋性特质与中国的大陆性特质也有重大差异。但这些心理层面的内容不是本文应该深入探讨的主题。

   有学者精到地指出,“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其上层政治理想(也可称为“大传统”)接近于传统中国,其下层社会结构(“小传统”)则更类似中世纪的西欧,而其民族的精神气质(“自然性格”)又独具自身特点。至于日本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中与中国的上述区别对两国在过去100多年间的现代转型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是当前最值得深入细致研究的课题。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我对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作上述比较,并不意味着二者是两种“平等”或“平行”的文化。在我看来,文化好比植物的谱系,不同文化之间是有层级之分的。人类文化中最高一级的“元文化”目前仍然存活着的只有中华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四种,其他文化——包括日本文化——都是上述四种“元文化”的下一级次生文化或它们的杂交文化。就这个意义上说,古代日本文化与朝鲜文化、越南文化等一样,都应被视为中华文化大家庭中各具特色的一部分,而现代日本文化则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杂交品。当然,这绝不是指各种文化在价值上的高下优劣。这就好比兰花是草本植物中的一个科目,而石斛是兰花的下一级分类,兰花与石斛之间在逻辑上不是“平行”关系,但并不表明石斛就比兰花低劣。不同文化之间并非没有高下优劣之分,但比较和判断的标准不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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